都市社會的煙火氣 藏在城中村

對每個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來說，我們的日常生活往往由幾點一線構成，周而復始，日日夜夜，這些不同的地點串聯(lián)起人們生活的動線，編織出一幅流動的都市生活圖景。只是，大部分時間，匆忙的都市人只是經(jīng)過了它們，并未來得及真正經(jīng)歷與感受它們。

也是因此，近來不少學者試圖從更為當下的日常實踐與持續(xù)的變遷當中去理解現(xiàn)代城市生活的發(fā)生與演變過程。例如，徐前進的《流動的豐盈》、陸興華的《人類世與平臺城市：城市哲學1》等作品就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出發(fā)，挖掘與分析關于城市社會的景觀、思想、語言與行動。

事實上，如果我們以人類學的眼光重新審視城市生活，不難發(fā)現(xiàn)的是，每一個看似熟悉的、點狀或團塊的空間都富含知識，它們記錄著時間與情感，承接與斷裂。正如陸興華在書中所言：“每一個（城市）住民都像德勒茲眼里的電影觀眾，是要通過在電影中找到自己的那一幀時間圖像，把電影變成自己的電影。反過來，像是在一場演出中一樣，城市住民也要向自己給出時間，使自己的生命時間成為宇宙綿延的一部分，轉而使城市成為他們自己的作品?！?/p>

城中村一章著眼于城市化浪潮中最被人忽視的聚居“飛地”，它曾是許多外來人口的落腳點，記述著遷徙中的普通人如何在城市中尋找安身之所。如果我們要在中國的大城市里尋找最有人情味與煙火氣的地方，非城中村莫屬。作為城市中最為混雜共生的自發(fā)性社區(qū)，城中村為我們提供了何為社區(qū)感、何為生活附近性的最佳詮釋樣本。只是，伴隨城市化的發(fā)展進程，城中村也不可避免地面對“士紳化”的沖擊。

便利店是城市街道上最為稀松平常的景觀。便利店的數(shù)量、間隔、設計、選品既是一座城市的活名片，也是都市文明的物質化身。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當我們提到便利店，它早已不再只是日常用品的便利采買之地，更是一場精神性的體驗與一樁流動的文化事件。而在治愈和撫慰的流行標簽背后，便利店象征著消費者對便利性的過度追求，同時隱喻著消費型資本主義社會的7/24魔咒。

公園——城市中的自然模擬之地。每個城市都有公園，少則一座，多則上百座。它是所有人都有權享受自然的公共地方，既為城市中的普通人提供了安然做自己的喘息空間，也讓許多因各種原因退出職場的中老年人重新找到了融入社會的方式。

最后，我們將目光轉向最為流動的城市公共空間——地鐵。在這里，除了有一張張忙碌又陌生的上班族面孔，也印刻著一座城市的擴張歷程。作為一個含混而矛盾的公共場所，公共與私人、標準化與多樣化、常規(guī)與反常不間斷地交雜其間，在大城市的地下描繪出另一個版本的“折疊”城市。

撰文 | 徐悅東

2001年，高考失利的茂濤來到廣州石牌村“走鬼”（賣打口碟）。通過打口碟，茂濤和另一位年輕人仁科接觸了大量外國流行音樂。如今大火的“五條人”，許多的創(chuàng)作靈感，都直接來源于他們聽過的這些音樂，當然，還有那個回蕩著音樂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幾代進城打工者不可磨滅的回憶。不管來自哪里，是“三和大神”還是“殺馬特”，想成為市民還是賺第一桶金，城中村都讓他們在冷冰冰的水泥森林中找到了落腳點甚至歸屬感?；蛟S很多人對城中村的印象還停留在“臟亂差”“握手樓”“一線天”等負面印象上面，但是，這些看起來“賽博朋克”的“城中之城”卻是城市中最多元且最有煙火氣的地方，一直擁有著蓬勃的活力。為何打工者都會匯集在城中村？城中村的魔力在哪里？面對不可避免的“士紳化”，城中村將何去何從？

01

“社區(qū)感”為何會消失？

在E.B.懷特的名篇《這就是紐約》里，他曾形容紐約的每個小區(qū)“都能自給自足”，它們“長不過三兩個街區(qū)，寬不過幾個街區(qū)”，在一兩個街區(qū)之內(nèi)，就能找到雜貨店、理發(fā)店、報攤等等。E.B.懷特筆下的紐約“小區(qū)”，完全可以用來形容我們熟悉的城中村。這里的“小區(qū)”，或許更應該被稱為社區(qū)。社會學家對社區(qū)的定義多達百種，但其核心特征往往包括具有社會交往、經(jīng)濟交換和共同的心理紐帶的地理區(qū)域。畢竟“community”本身就是“共同體”的意思。

社區(qū)研究發(fā)軔在二十世紀前后城市化迅速發(fā)展的美國，由于中國的城市化歷程與美國并不相同，對漂泊在大城市從事白領工作的年輕人來說，社區(qū)或許是一個水土不服的舶來概念——我們早出晚歸，坐地鐵通勤，在CBD上班，在購物商城吃飯、購物、看電影，到酒吧街休閑。在這些日?；顒又?，社區(qū)似乎毫無存在感。在城市功能分區(qū)的規(guī)劃下，我們所居住的小區(qū)在更多意義上只是在物業(yè)管理意義上、產(chǎn)權意義上和地理位置意義上的“小區(qū)”，而不是作為社會聯(lián)結紐帶的“社區(qū)”。

此外，隨著線上經(jīng)濟的發(fā)展，我們甚至可以不出家門就能完成大多數(shù)消費活動。對我們這些原子化的個體來說——就像人類學家項飆所說的，“附近”消失了，我們從早到晚幾乎都在一個“盒子”里活動——地鐵、汽車、辦公室、購物商場、咖啡店、封閉式小區(qū)。在這些包裹得嚴嚴實實的“盒子”里，我們需要交往的對象是同質化的，他們是不是在我們的“附近”并無所謂。對我們來說，真正處在我們“附近”的人反而是熟悉的陌生人。

若要在中國的大城市里尋找最具有社會聯(lián)結意義的“社區(qū)”，這個社區(qū)可能非城中村莫屬——因為它是“自發(fā)”生長的，不是完全由人為規(guī)劃出來的城市空間。就像E.B.懷特描繪的紐約曼哈頓，是由于兩百年前曼哈頓以一種十分簡單的方式被規(guī)劃出來——城市被網(wǎng)狀街道切割，規(guī)劃者并沒有限制每個街區(qū)內(nèi)部的功能，任由其“自發(fā)”生長，形成富有人情味和煙火氣的社區(qū)。類似的，中國城市里的城中村逃過了現(xiàn)代主義城市規(guī)劃，是以人的各種需求“自發(fā)”生長起來的，長居者能在這個空間內(nèi)部解決大部分需求，這也使得城中村能夠成為人與人之間聯(lián)結的有機地帶。

圖片來自bilibili視頻網(wǎng)站微紀錄片《廣州城中村，陽光能值多少錢？》。

在城中村里，我們能找到大城市中缺失的人情味和煙火氣。早晨賣花卷的阿姨會跟我們打招呼；老爺爺拿著剪刀幫我們理發(fā)，旁邊掛著“十元一位”的牌子；按摩店的門口，鄰居的大媽們抱著還不會走路的孫子，搖著扇子與大家聊得正開心，還跟我們寒暄幾句；樹蔭下，搓麻將的聲音伴隨著夏日的鳥鳴咿咿呀呀，幾位大叔在旁邊福利彩票店里研究選號碼的秘訣；附近上學的男孩子趁著午休偷偷出來，在破破爛爛的籃球場上打球，打完球后一定要去小賣部里買個棒冰；深夜，踩著人字拖，我們跟朋友在樓下的大排檔喝糖水，夜生活才剛剛開始……在這里，“街坊鄰居”一詞往往才有了超越其字面的意義。

02

城中村為何重要？

城中村濃重的煙火氣和人情味，除了因為其是“自發(fā)”生長的，還來源于在這里，原有的村落社會關系在城市社會中被延續(xù)了下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城市化進程中，在城市外的村落被并入城市，農(nóng)民的住宅用地被保留了下來。由于鄉(xiāng)鎮(zhèn)保留下了自身的自主權，村民們開始在自己的宅基地和留用地上“種房子”，為進城打工者提供大量的廉價房源。聚集在城中村的打工者在城中村里找到自己的同鄉(xiāng)組織，也找到歸屬感，城中村也成為了“農(nóng)民”轉化為“市民”的中轉站。在這個意義上，城中村極大降低了中國城市化的成本。

為何進城打工者會選擇城中村作為他們進城的第一個落腳點？除了房租便宜外，城中村廉價的配套設施對他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出于打工者的各種日常需求，城中村里為打工者提供了非常低的創(chuàng)業(yè)門檻——恰如前文提到的各種攤販、餐飲、五金、雜貨店……城中村的非正式經(jīng)濟滿足外來務工者的需求，還消化了許多打工者的臨時就業(yè)崗位。地理區(qū)隔讓標準化的“連鎖店”很難開進來，擁有多元的個體戶是城中村如此具有“煙火氣”的原因之一。

人類學家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從1995年開始關注深圳的城中村，對于深圳的發(fā)展，她曾概括為“城市包圍農(nóng)村”。她認為，城中村除了能讓普通人承擔失敗成本外，更為大家提供了多元的城市生態(tài)以及多樣化的社區(qū)。城中村包容著豐富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個混雜共生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正是這些多樣性將深圳孵化為一個創(chuàng)業(yè)社會。

由于城中村能夠給“自由職業(yè)者”提供臨時工作和生產(chǎn)空間，是“自由職業(yè)者的伊甸園”，這也使得一些城中村成為了藝術家、匠人的聚落，比如北京的東村、宋莊、深圳的大芬村等。城中村低廉的生活成本為懷抱著藝術夢想的年輕人在昂貴的城市中打開了一條縫隙，也成為藝術家互相交流和聯(lián)結的空間。

在《創(chuàng)意階層的崛起》一書中，美國人文地理學家理查德·佛羅里達告誡那些渴望繁榮的城市，必須學會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人才所欣賞的社區(qū)。佛羅里達發(fā)現(xiàn)，居住于某一地區(qū)藝術家數(shù)量越多，該地區(qū)的創(chuàng)新和經(jīng)濟增長越好，他將其稱為“波西米亞指數(shù)”（擁有藝術家的數(shù)量）。相對于千城一面的“水泥森林”，藝術家會更喜歡聚集于“原汁原味”的城中村?！安ㄎ髅讈喼笖?shù)”越高，城市的創(chuàng)新能力越好。

03

面對不可避免的“士紳化”，城中村何去何從？

在法國的拿破侖三世時期，塞納區(qū)長官奧斯曼主持了巴黎改建規(guī)劃，讓巴黎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美麗、最現(xiàn)代化的大城市之一。但是，隨著巴黎的物價房價飛漲，低收入者被排擠到郊區(qū)，巴黎從此成為了中產(chǎn)階級和貴族的天堂。這也誕生出了“士紳化”（gentrification）一詞。

“士紳化”是一個全球性現(xiàn)象，是城市發(fā)展中不可避免的規(guī)律，其本身也成為了城市發(fā)展和復興的重要手段之一。隨著中國大城市產(chǎn)業(yè)升級、“騰籠換鳥”，城中村也將不可避免地“士紳化”——這些年來，城中村改造的新聞一直不絕于耳，比如，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即將改造。在可預見的未來，越來越多的城中村將會不可避免地消失。

隨著生活成本的上漲，原本生活在城中村的進城打工者會搬到更遠的價格洼地。此外，平臺經(jīng)濟、連鎖便利店等正式經(jīng)濟，開始入侵城中村內(nèi)部的攤販、小賣部，而這些非正式經(jīng)濟恰是城中村繁榮的秘訣。隨著大家紛紛搬離，隨著非正式經(jīng)濟的衰落，城中村社區(qū)開始分崩離析。

進城打工者搬走之后，城中村迎來了新一批城市居民——白領階層。經(jīng)過標準化的改造后，許多城中村成為了都市白領靚麗的長租公寓，為白領們提供了某種“偽中產(chǎn)想象”。城中村變得跟城市的其他肌體一樣，煙火氣和人情味開始逐漸消失。而且，金融化的正式經(jīng)濟并不一定能給白領們帶來安全感。

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截圖。

許多人開始懷念那個充滿人情味和煙火氣的城中村。馬立安說，城中村消失后，人們搬到更遠的地方，把屬于自己的時間花在通勤上，大家在交通工具上整齊劃一地玩手機，這讓城市變得非常無聊。她還感慨，假如年輕人只愛逛大商場，而沒有接觸過這種具有煙火氣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殘忍的。

為此，許多人做出了挽留的嘗試。最有名的要數(shù)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UABB），該展希望能為城中村改造提供能保留其活力的方案，他們認為城中村是“活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應該在不打亂城中村結構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全方位的“綜合整治”。

不過這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的李瀟雨就曾批評過，雙年展所推行的改造方案貫徹著藝術家們不切實際的浪漫想象和中產(chǎn)階級生活標準，反而窒息了原先草根的、成熟的市民網(wǎng)絡，藝術實踐最終背離了它所聲稱的目標，城中村依然逃不過“士紳化”的命運。

不管誰對誰錯，面對“士紳化”，我們更應該關注的不是建筑，而是住在里面的人。如何在改造城中村的同時保持其社區(qū)內(nèi)部人與人之間有機聯(lián)結，保留這份草根社會的煙火氣，考驗著每一位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責編：唐錦玲

來源：冷水江市融媒體中心